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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族与君位相比，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。
王夫之《春秋家说》将王朝聘的这一观点发挥为儒者不可与议兵说，畅论宋儒疑忌武将之非而嗤之为仆妇，斥《春秋胡氏传》效法赵普杯酒释兵权之余智直接导致诛杀岳飞的风波之狱。与后晋罢免景延广一样，其后果都是加速了灭亡之祸的到来。
对此，王夫之专门写了《桑维翰请事契丹为万世罪人》，与胡安国针锋相对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自有生民以来，覆载不容之罪，维翰当之。景延广被罢免后，桑维翰固争于重贵，复奉表称臣以示弱，然后孙方简一叛，大举入寇，而重贵为俘。(21)王夫之：《船山诗文拾遗》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5册，岳麓书社1995年版，第921页。唯胡氏之言如此，故与秦桧贤奸迥异，而以志合相奖。义问已昭，虽败犹荣，石氏之存亡，恶足论哉。
你王安石讲天变不足畏，我就偏要讲天人感应灾异谴告。五、论生民之生死和夷夏之通义至高无上 《春秋》大义，攘夷与尊王孰重？民族利益与君臣之义孰高？国家富强与礼乐教化孰先？宋儒孙复著《春秋尊王发微》，以尊王为春秋大义。礼敬之清，非用礼之所济也。
(19)世间万事万物形式多样，却终究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性存在。人性与名教的关系便是本末关系。既然仁义潜伏于人性中，人要做的仅仅是任由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。(15)只有单一的存在者才是主宰者。
只要不作这样的偏执，那么，仁义、礼教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也能够被发扬光大。寒暑代序，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，天岂谆谆者哉。
故苟得其为功之母，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，万物存焉而不劳也。学术界许多人认为王弼哲学属于思辨的体用论或本体论等。使见之者乐其荣，闻之者羡其誉。天不违道，乃得全覆，法道也。
《老子》五千言，毕竟有所言，故《老子》是有者。名号异声而同本，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。王弼息末，仅仅是为了通过批判名家，崇扬性之本，而并非放弃末、不要名教。(14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105-106页。
在王弼看来本末关系，如同贵贱、高下关系一般，是相应的。安其位者危，不忘危者安。
侯王实尊，而曰非尊之所为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始则终，终则始，与天地同理，与万世同久，夫是之谓大本。
(29)仁义等人道乃是被创造者，如同母子关系中的子、匠器关系中的器一般。圣功实存，而曰绝圣之所立。(35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95页。绝仁非欲不仁也，为仁则伪成也。(33)仁义制度来源于人的内。王弼曰：人不违地，乃得全安，法地也。
除其所以迷，去其所以惑，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。(64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197页。
圣人创造了这些制度与名号：朴，真也。董仲舒汇总了孟荀的本源论，提出了三本说：天、地、人，万物之本也。
用不以形，御不以名，故仁义可显、礼敬可彰也。掌握了单一的本源便可以成功： 各以其一，致此清、宁、灵、盈、生、贞。
唯在使民爱欲不生，不在攻其为邪也。(15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65页。这便是王弼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，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怎样？进一步说，事物的生存究竟有几个本源？ 王弼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故‘生之畜之，不壅不塞，通物之性，道之谓也。
(58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198页。这种本末观，将对具体的事物生存理论的认识提升至世界观的高度。
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如果说仁义礼智是成人的标志，那么四端之心便是成人之本源。望誉冀利以勤其行，名弥美而诚愈外，利弥重而心愈竞。
致，至柔之和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，则物全而性得矣。这引起了人们对其思想的猜测：王弼究竟是息末还是举末？一些学者认为王弼‘崇本即是‘息末，‘崇本息末即是‘崇本以举末(56)。
(20) 太始之原即自然之性。故绝司察，潜聪明，去劝进，减华誉，弃巧用，贱宝货。其案古置学官，立五经博士，核取应选，加其宠禄。凡动息则静，静非对动者也：语息则默，默非对语者也。
(16) 这便是执一统众之道： 夫众不能治众，治众者，至寡者也。(32)王弼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198页。
欲名而责者，则违其义也。善力举秋毫，善听闻雷霆，此道之与形反也。
不能定名，则不可与论实也。……名号生乎形状，称谓出乎涉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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